我不太講“旅行”或“旅游”，我常常用的一個詞是“出走”。人對一個環境太熟悉了，就會失去敏銳度，也失去了創作力的激發，所以需要“出走”。

20世紀70年代，我在歐洲讀書，那時候我在寫關于文藝復興的藝術史，老師問我：“你有沒有去過意大利？”我說：“還沒有。”他說：“你沒有在米開朗琪羅的雕像前熱淚盈眶，你怎么敢寫他？”后來我在意大利跑了一個月，就帶著一個背包、兩件襯衫。我也曾經睡在火車站，那時候坎城的火車站有很多年輕人睡在里面。他們問我：“你怎么沒帶報紙？睡地上要鋪報紙的。”他們就分給我了一些。早上5點，警察帶著一大桶的咖啡，“當、當、當”地敲著桶子，叫醒大家，請大家喝完咖啡離開，因為火車站要運營了。

歐洲有一種青年出走的文化。我在佛羅倫薩認識了一個14歲的蘇格蘭小孩，他戴著一頂氈呢帽，帶著打掃廁所存下的錢，就出門旅行。錢花完了，他一點兒也不害怕，就去街上吹蘇格蘭風笛掙錢，再繼續下一段旅行。我那時候感觸很深，不同的文化影響下的年輕人可以這么不一樣。他們長大以后，擔當的事情也絕對不一樣。我們宋朝詩人柳永說：“今宵酒醒何處？”中國文化里面本來有這個東西，可是這個文化老了，失去了走出去的勇氣。

我希望“壯游”，帶動的是年輕人走出去，打出一片天。如果今天不能打出一片天，將來一輩子也不會有出息。很多人要去歐洲，因為覺得我在歐洲待過很久，就會來問我：“我要去歐洲，要準備什么？”我就會反問他：“你覺得你要去做什么？”當你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、意志力很強的時候，所有的困難都可以一層層克服。今天的小孩做走出去的準備，他們的物質條件、語言能力，絕對比當年拿著商品樣本在歐洲闖蕩的臺灣商人好，但是他們就是走不出去，因為他們沒有安全感。甚至有人好幾年都在問出行的事，但最后就是走不出去。

我常常跟朋友說：“《西游記》中的孫悟空那么厲害，他翻一個筋斗就是十萬八千里，那他去取經不是很容易嗎？為什么是唐三藏取經？因為孫悟空沒有動機，而唐三藏有動機，雖然他沒有取經的能力，但是動機比能力重要。沒有動機，根本就沒有出發點，連起跑點都沒有。只要有動機，就很棒。最怕的是無所愛。”如果年輕人想要走出去，我會問他：“你愛什么？”如果喜歡搖滾，要去玩重金屬、跟樂團，我都覺得很好。此外，“壯游”的“壯”字不只是炫耀，“壯”這個字包含了一個深刻的、跟當地文化平等的對話關系。

旅游是深刻的反省，在用異族文化去檢查自身文化的同時，會有很多應該反省的東西。在比較中，才能了解文化的不同，沒有優劣。就像寫《裨海紀游》（清朝康熙年間記錄臺灣山川風物之著作）的郁永河，他看到原住民被抓來拖牛車，下雨時他們淋雨。他就問：“為什么不讓他們在屋檐下躲雨？”翻譯官就告訴他：“他們其實跟動物差不多，他們是不怕淋雨的。”郁永河就嘆了一口氣說：“亦人也。”

所有好的旅游書，都會出現這個觀點。著有《真臘風土記》、出使吳哥城的周達觀是元朝人，他南下的時候，受不了當地的天氣。他不了解當地人怎么會每天洗好多次澡。一年之后，他變了。當初他帶著大國心態，當時元朝那么強大，但他后來說：“真臘（今日的柬埔寨吳哥窟），一個小小的東南亞國家，可是禮儀這么嚴整，不可輕視也。”我覺得人不可能不主觀，可是在旅游的過程中，能慢慢修正自己的偏見，才是好的旅游。即使只是參加旅行團，也可以有不一樣的體驗和視野。現在的信息真的很發達，在出發以前，可以做一些準備工作。到現場之后，盡量改變自己的主觀看法。我帶朋友去吳哥窟，我會說：“我現在帶你們去柬埔寨人的家。”他們到人家里一看都會嚇一跳，真的什么都沒有。我們經常用“家徒四壁”來形容人窮，但他們連墻壁都沒有。我在臺灣，總覺得自己還缺什么。到那里，我第一次想：“我在臺北的家有什么？”我以為我比他們富有。可是后來我看到他們從田里回來，男男女女在河里、蓮花當中，彼此潑水、唱歌，我覺得他們比我富裕多了。我一生中都沒有這樣的體驗。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大的收獲。所以我覺得任何一次旅游都值得，因為只要一對比，你都會回來檢討自己的生命意義和價值。旅游不只是看，更是找到自己內在的、最美的東西。外在的風景，其實是你自己的心情。所以，壯游絕對不只是向外的觀察，更是向內的反省。